11.26.07

“真正的穆斯林是不会杀一个女人的，杀害女人是要下地狱的。”贝·布托死后，半岛电视台重放布托说这句话的画面。她是循着重返权力的道路回到巴基斯坦的，两个月后，她死的斩钉截铁。

之前，她是两任失败的总理，现在，她再没有机会成功了。

手中有一篇Tariq Ali在伦敦书评上的文章《Daughter of the West》，写于11月30日。当25日电视画面全是拉瓦品第的满目狼藉之时，这篇长文正适合关上电视，仔细阅读。

当贝·布托要回到巴基斯坦的时候，情报部门和她的安全顾问都警告她将要面临的危险。但是，贝·布托相当坚决。她就是想要向她的人民党，向她的政敌，向全世界证明，她在这片国土上依然是受到拥戴的。她公开向恐怖分子宣战，于是恐怖分子第一枪就打中了她的要害。

在巴基斯坦搞政治就是一条不归路。身为布托家族的长女，贝·布托应该最清楚。1977年，齐亚·哈克将军发动政变，把阿里·布托即布托爸爸在总理的位子上抓了起来。2年后，布托爸爸以谋杀罪名被绞死。

贝·布托和她的两个弟弟分别用两种传统的方式复仇。贝·布托领导起父亲的人民党，在她求学之地英国策动反对齐亚·哈克的政治势力；慕尔塔扎·布托和沙纳瓦兹·布托则以父之名成立了一个武装组织，立足阿富汗，在巴境内招募成员，针对齐亚·哈克当局搞破坏。

1981年，兄弟俩策动了一次劫机事件。一架载有美国乘客的国际航班从卡拉奇起飞之后，被迫使飞往喀布尔。劫机者杀了机上一个年轻军官并要求巴政府释放在押政治犯。飞机在加满油之后又飞到了大马士革，在叙利亚情报官员的斡旋下，释囚交易谈妥，劫机犯交出乘客，政府把政治犯送到了的黎波利。

1985年，沙纳瓦兹·布托死在法国尼斯的公寓，死因可疑。家里人怀疑他是被毒死的，但也有人说他吸毒过量。

1986年，贝·布托回国。她越来越感觉到，在一个伊斯兰国家，一个未婚女子要当政治领袖是件无法被接受的事情，她甚至无法访问沙特。于是，她服从布托家族和扎尔达里家族的联姻安排，在回国次年嫁给了阿西夫·扎尔达里这个花花公子。

1988年，齐亚·哈克乘坐的飞机在空中爆炸。贝·布托的人民党在随后的大选中大获全胜，她成为伊斯兰世界第一个女性领导人。当时，贝·布托怀着哈佛牛津的民主理想，在巴基斯坦军队和总统之间，倍感无力。

Tariq Ali曾经建议她，将她的苦衷向人民倾诉，告诉他们为什么自己难于实现竞选时的承诺：免费教育、改善卫生和医疗、降低婴儿出生死亡率等。但她什么都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除了为她身边的人安排更多的官位。

当1993年她重新当选总理的时候，她不再有什么改革的热望了，她所要的，再明显不过。她让她的丈夫担任投资部长，负责所有国内外投资项目。据估计，这对夫妇敛聚了有15亿美元的财富。

就在贝·布托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期间，他的弟弟慕尔塔扎对贝·布托把父亲创办的人民党弄成现在的模样很不满意，对闯入他们家庭的那个抢钱姐夫尤其不爽。某一天晚上，他打电话约阿西夫·扎尔达里到家里来，说要解决一些家庭的内部矛盾。阿西夫人一到，立即就被一群人架住。慕尔塔扎端出一盆热水和一个锋利的刀片。他嘻笑着削去了自己姐夫的半面胡须，然后叫他滚蛋。

那是1996年，慕尔塔扎正在挑战贝·布托在党内的地位。9月的一天，当慕尔塔扎结束了一个政治会晤，和他的随从一同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被70个左右的武装警察堵住。他很识相地高举双手迈出车门，并让他的随从不要开火。但警察在一个很近的距离内开火了。

慕尔塔扎的女儿法蒂玛当时13岁，还不是现在的诗人、专栏作家的身份。在她后来的回忆录里，她说道，那个时候慕尔塔扎家已经被封锁了起来。她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打电话给自己的总理姑姑。电话里传来的是大声的嚎啕和一种听起来是装出来的哭声，姑丈阿西夫说：“你不知道吗？你爸爸遭枪击了。”法蒂玛听罢奔出门外，一切早就被清洗一净，再看不到什么枪击现场留下的痕迹。她和家人赶到医院的时候，爸爸已经死了。

事件之后，所有现场的目击者都被抓进了监狱，其中一个死在了里面。当法蒂玛问贝·布托为什么目击者都被抓起来了，而凶手却逍遥法外呢？贝·布托告诉她：“你还太小，你还不明白。”

而今，贝·布托也死于枪击，凶手自爆。身后是瓦伦西亚、日内瓦和伦敦法庭的洗钱和腐败指控，以及混乱的巴基斯坦政治局势。此前，Harper Collins已经为她的新书《Reconciliantion》预付了50万的现金，现在看来，这本书是死于胎中了。布托家族的政治命运是不是也走到终点了。

刑法301条

1

土耳其对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决定很生气，召回了驻美大使，还表示要越境打击库尔德工人党（Turks Angry Over House Armenian Genocide Vote）。这个事情发生后，《纽约时报》写了一条新闻分析（Inside the Turkish Psyche: Traumatic Issues Trouble a Nation’s Sense of Its Identity），剖析在奥斯曼帝国垮台的残骸中新生的土耳其，如何希望通过重新确立自身身份、建立全新国民性来谱写国家新篇章，却始终无法消化土耳其民族漫长历史的遗产，受其困扰，使得整个国家精神因此负累重重，难见豁然和坦荡。

文章说：“‘种族屠杀’这个寒冷的字眼，在土耳其社会引发深刻的反响。土耳其人已经被国家花言巧语地教育了几十年，说他们的过去有多光荣与无暇，他们的感觉是，土耳其人不可能做过那样可怕的事情。”

那我们来看看，土耳其人到底干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2

1915年，奥斯曼土耳其同协约国激战正酣。他们认为亚美尼亚人在暗里支持他们的基督教敌人。而事实上，在土耳其东境，俄属的东亚美尼亚至少有20万士兵在为沙俄军队厮杀。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伊斯兰疆土里，是个小小的基督教民族。

1915年4月24日，君士坦丁堡（现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文化精英突然遭到政府的大规模逮捕，并遭处决。随后，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中的亚美尼亚裔军人被隔离了出来，也受到了处决。接下来，一批又一批的亚美尼亚人被奥斯曼土耳其政府从黑海沿岸以及土耳其的欧洲领土驱逐到叙利亚沙漠。在这过程中，大量的亚美尼亚人被劫掠、贩卖、强暴以及屠杀，多数人最终丧命于美索不达米亚一些连成串的集中营当中。

这就是20世纪的第一场大屠杀：亚美尼亚大屠杀。4月24日是它的纪念日。

普遍的说法是：150万亚美尼亚人死于这场大屠杀。土耳其政府拒绝承认这是一起政府发起的有预谋的屠杀行为，认为当时出现的亚美尼亚人的死亡是由一战引起的饥荒、瘟疫和种族仇杀导致。他们说，当时只是死了几十万的亚美尼亚人。

3

A reign of terror which history has chosen to neglect：这是Robert Fisk 12号在《独立报》（TheIndependent）上的专栏文章，在我的等待中到来，有那么点姗姗来迟的意思。

我对这场大屠杀的最初了解就来自Robert Fisk的书The Great War for Civilization。在这本一千三百多页的书里，“The First Holocaust”一章写的就是这场屠杀，Robert Fisk用的是“H”开头的字眼。

犹太人是不愿看到“H”用在别的任何一个民族头上的。以色列现总统佩雷斯2001年曾说过：“我们反对任何将犹太人大屠杀和亚美尼亚人所说的大屠杀等量齐观的企图。犹太人大屠杀是不可比拟的。亚美尼亚人经历的是一场灾难，但不是种族屠杀（genocide）”。

今天发生在美国的场景，7年前几乎一模一样地发生在克林顿的身上。当时，美国国会提出一个提案，要求克林顿在当年的4月24日，在亚美尼亚人纪念日的演讲稿中用“genocide”一词来提及亚美尼亚人的灾难。土耳其政府旋即警告美国，准备向美国人关闭空军基地，那样美国人的战机就不能在伊拉克“禁飞区”上空飞来飞去的；土防长还警告取消同美国的所有武器和约。克林顿撤销了国会的提案。

那个时候的小布什还在竞选总统大位。2000年2月，在面对亚美尼亚裔社团时，他做出了至今未曾兑现的承诺：“如果当选总统，我将保证我们的国家会适当地承认亚美尼亚人遭受的灾难。亚美尼亚人曾遭受了一场种族屠杀运动（genocidal campaign），一项在一个充满泯灭人性罪行的血腥世纪里可怖的罪行。”

一年后的4月24日，他不再提什么种族屠杀了，“genocidal campaign”被弱化为“infamous killings”。

4

今年1月19日，土尔其亚美尼亚裔记者赫兰特·丁克（Hrant Dink）遭少年枪手当街三弹射杀，曝尸伊斯坦布尔街头。53岁的丁克是土耳其语和亚美尼亚语双语周刊《Agos》的主编，因对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规模屠杀亚美尼亚人素来直言不讳，而招致土国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忌恨。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在赫兰特死后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要为他的死负责。但最该为此负责的，是那些仍然在捍卫土耳其刑法301条款的人。那些攻击他的人，那些把我们的这位同胞描绘成土耳其公敌的人，那些把他当成眼中钉的人，他们最该为此负责。而说到底，我们都有责任。”

土耳其刑法第301条款，承认存在“亚美尼亚大屠杀”有可能构成损害国家名誉的罪名。

帕慕克同学也曾在这个条款的关照下，以“侮辱土耳其国格”的罪名，被送上伊斯坦布尔的法庭。后来因为强大的国际压力，案子才不了了之。

这个301条款，就是土耳其政府穿的皇帝的新衣。在这个以世俗化精神建立的国家里，人人说话都要小心。

我觉得法国人是勇敢的。他们用法案对抗法案。法国国民议会去年10月12日通过了一项有关“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法案，法案规定任何否认大屠杀事实的人将被判处1年监禁和5.6万美元的罚款。

我终于看到了点平衡。

西瓦的孩子

沙漠的尽头，我孑然一身
太阳是最伟大的光棍，孑然一身

沙漠里负责生育的女人，名叫西瓦
她的孩子都在泉眼里出生
洗净了身上的盐
就像树木一样放肆生长
像果实一样晒黑
风教会他们语言

西瓦的孩子
你的哥哥，成年的黑哥哥
只收获椰枣和橄榄
弟弟坐在毛驴上，张嘴说不出话
西瓦啊！你苦命的孩子
他们的爸爸，消失于一场三天三夜的大雨
留下了石头，遮住太阳

我住进你们用泥和砖砌成的房子
身体平躺，血液遍流
悠长的秋夜里，星河入梦

走过马特鲁

你一定不相信，我竟忘了留意
绿松石色的海湾里，有没有游鱼
潮退潮涨，透明的血液送来
远方的风和给养

我脚踏沙滩，像踏着
一个结实而柔软的心脏
克里奥帕特拉的乳房
也应该是这样结实而柔软
让胜利者摘取，在月光沙滩
灿烂如一对太阳
几千年的烈性情欲啊
烧穿了岩石
烧得波涛旋转

相信我，即使熄灭整座城市的灯光
我的眼前仍然一片透亮
在大海面前，我坦白自己
所有的赞美和审判
我都欣然接受

此刻，我的幸福
等同于一颗沙粒的幸福

芭朵儿，难道你必须死去

突然在办公室里说到生殖器的问题，是因为对女子行割礼的具体行为产生了困惑。媛媛佯装不解，小强强说弄不清楚，公共场合实在不便详解，我就说：去维基百科查查看啊！

维基的FGC这个条目里，图解再清晰不过了，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做减法的手术。最近两个月，埃及有两个女孩，就是在这种简单粗暴的手术中香销玉殒了。这个月里离开人世的，是13岁的Karima Rahim Masoud，手术过程中没有使用麻醉剂，没有正确的医疗器械，消毒工作相当可疑，甚至手术本身都是秘密进行的。剧烈的疼痛和流血过多是Karima的死因，她生命最后时刻历经的痛苦，我们只能试着去想象了。

是Karima的爸爸申请她的死亡证明时，坚持女儿是自然死亡的，这个灾祸才被媒体报道出来。

据说女子行割礼的现象存在于26个非洲国家，几乎是半个非洲。在埃及，80%的穷人家庭和30%的富裕家庭会割去女孩的某块肉体。这些人认为它对驯服女孩的性欲、维持她们的贞操十分必要。埃及其实早已经禁止了这种做法，只是民俗兴盛，陋习难改，此类手术一直在众多医院、医疗中心、公私诊所里悄悄进行。

最近发生的少女非常死亡事件，再次刺激了社会上善良人士的神经。埃及卫生和人口部长发布了07年271号令，严禁一切执证上岗的医生和各类江湖郎中再对埃及小姑娘的私处动那些惨无人道的手脚。此外，埃及国母苏珊穆巴拉克还因此倡议发起了一场“为了结束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the End）的全国性运动。

女人行割礼，和伊斯兰教无关。古兰经并没有要和女童的阴蒂过不去。它却是一个古埃及法老时期的遗俗。响应了埃及宗教捐赠部长的请求，全国所有的清真寺将从下周开始，在一个月内，在他们每周五的布道中谈及FGM的主题，坚决划清它和伊斯兰的界限。伊斯兰甚至认为，对女孩行割礼与任何一种性欲也是没有关联的。

埃及人拉马丹写了一篇阿文的专稿，题目很怪：“40年抗争割礼，埃及女作家终获胜利”。邢老师拿给我，说：你看看，能不能写一点东西。我拿回家看了，发现文章的结构像三明治，难怪标题那么怪异。他把一篇新闻综述横夹进了一个女作家的传记里，真正的新闻像火腿蔬菜隐藏了起来。

当然，能把Nawal El Saadawi这么一个著名的女作家拿来挡在前面，拉马丹应该是很臭美而且自得的，都几乎忘了自己那一点移花接木的蹩脚本事。

Nawal El Saadawi是个很有故事的女作家。1981年，因为公开反对埃及和以色列的和平协议，被总统萨达特送进监狱。1988开始，她的名字就一直在多个恐怖组织的索命单上。1991年，不得不远走美国。1996年又回到故国。2004年，她的小说《The Fall of the Imam》被艾资哈尔清真寺所禁，而后的《Al Riwaya》又成为清真寺和教堂的禁书。2005年，她甚至去参加总统竞选。

她自己就是割礼手术的受害者，她做的手术属于Type III: Infibulation，她的阴部因此只留下了一个排尿口。她为6月死去的那个女孩写下的是这样的句子：“芭朵儿，难道你必须死去，只为留下光照那些黑暗的头脑？难道你宝贵的生命必需付出代价...只为让医生与牧师们明白，真正的宗教不切割孩子们的器官。”（Badour, did you have to die for some light to shine in the dark minds? Did you have to pay with your dear life a price ... for doctors and clerics to learn that the right religion doesn't cut children's organs.）

Brad Mehldau

Brad Mehldrau此刻闭目弹琴
忘记了二月的东京，霜连夜地降
雪已经堆满冬的中心，那声音
是冥夜的北方寒星接连坠地
是河流里的石头排着队向堤岸翻涌
是渔港泊船连成了排在猛烈地相互碰撞
是一只熊掌拍中我们僵直的头

最近一直在听钢琴手Brad Mehldrau的专辑。最喜欢他2003年2月东京独奏会现场的这张专辑《Live in Tokyo》。专辑第六首曲目，长19分29秒，是他演绎Radiohead名曲Paranoid Android。我从当中摘了一段下来。

病中书

炎夏的病从清晨到午夜，稍稍平息
疼痛像雨，第几阵袭打我的身体
第几次地翻涌起乡愁，似季节性的潮汛
我夜披火衣，亲见黑色病毒冲破了堤岸

黑色的潮汐、黑色的鸦群
黑色铺天盖地，黑色是座康盛的城市
住进了我的身体，黑色的烟火
扰乱了夏夜明净的星河与天穹

那腹中火，也是体肤的火、头颅的火
火中是森林部族的死亡之鼓、亡灵之舞
而我却无法读出牛骨书、驱邪符
张嘴只呼出凝结冰川的一股寒气

《同比莉在一起》

1.

大约30多年前，一名叫做Linda Kuehl的女人想要写一本关于Billie Holiday的书。为此，她采访了超过150个和Billie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的人，并全部做了录音。这些录音磁带被分别标注上日期与编号，塞满两个鞋盒。她把采访的内容逐字逐句地打了出来，堆积了有几百页之多。与此同时，她还收集一切她能够得到的关于Billie的物件：剪报、法律文件、医疗记录、警局档案、法庭笔录，以及那些采访对象提供的私人照片和书信等等，甚至包括超市小票和一些小纸条。

她与纽约出版商Harper&Row谈好出版事宜之后的几年内，一直徘徊于写作书的前几个章节，反复修改，不断重来，最后竟然无法写下去。出版协议因此告吹。她不得不拿着未完成的手稿转投了另外一家出版社。

1979年10月，她从纽约坐火车去参加Count Basie在华盛顿的音乐会。音乐响起前的几分钟，她刚刚到达。而演出才开始不久，她又突然消失了。有行人当时看到她在一家酒店的三层窗台上坐了一会儿后跳了下来。于是，人们猜测，她是在演出中途返回了入住的酒店房间，写下一封诀别信后，跳出窗户的。

而后，这些关于Billie的东西被Linda Kuehl的家人保存了下来，并卖给了一个私人收藏家。再后来，作家Julia Blackburn获准使用这些遗物进行写作。她试图以这一团杂乱如麻的东西为素材，整理出一些头绪来，以完成Linda Kuehl的遗愿。最后，似乎她只成功了一半：一本名为《同比莉在一起》（With Billie）的书写成了，它却不是作家最初设想的模样。

2.

这本《同比莉在一起》（With Billie）我看到了第181页，就不怎么想要看下去了。这是第24章节的中间部分，一个叫做Bobby Tucker的钢琴手在回忆1947年Billie被美国联邦禁毒局抓进监牢那前后的一些故事。

当然，和大部分章节的讲述者一样，他也是从如何同Billie相识开始的。除了第2章讲作者的写作动机，第3章为Billie的童年作了一个编年体之外，本书的每个章节都是一段采访记录，夹杂了大量的不厌其烦的情景描述和偏离主体的漫谈（有些受访者是在酒醉的状态下说话的），Billie像个魅影在书中时有时无，毫无逻辑可以接续。

Julia Blackburn的解释是：“我决定了，这本书应该像一部纪录片，在其中，人们自由地讲述关于Billie的他们自己的故事。并且，这些故事之间的不相吻合，甚至，有时他们像在谈一个完全不同的女人，那也没关系。”（p8）

如此说来，它应该是一部Billie Holiday的罗生门。但奇怪的是：众人眼里的她，几乎有很大的一致。人们都在谈论她的美貌、她的魅力，对于她的好感几乎毫无保留。她对歌词的快速领悟，对爵士乐的独特诠释。她浑然天成的优雅，她富有幽默感的亲切，千金散尽的豪爽仗义，甚至她在Harlem区里深谙的粗口，浩荡不竭地从她嘴里冒出来的时候，也都成了讨喜的特质。

可是，10岁时因“缺乏适当的照顾和管教”被送到矫治学校；11岁遭到邻居强暴；14岁到纽约跟随母亲住在妓院里，那些女人被捕，她又被送到福利院；成年后，经历了许多感情，多是分离；又长时间地被毒瘾折腾。

在这样的人生经过之中，她究竟是作何想？在恣意放驰的琐碎而杂乱的叙述中，这一点变得很模糊，没有轮廓。似乎，我只有从她的歌声当中，才能触摸到她内心深处的水脉。这当然不是我买这本书的初衷。

但最后，我还是决定要把书看完。1948年，Billie从监狱里出来，她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其实，我还是一无所知。我尤其想知道最后一张专辑《缎衣淑女》（Lady in Satin）的时候，到底是什么让她的歌声变得那么沙哑绝望，使人不忍卒听。

3.

Billie Holiday，“America`s First Lady of Jazz”。Holiday，取了她生父的姓，那是一个仅比她大了16岁的斑鸠琴手；Billie，是她后来取用了美国白人女演员Billie Dove的名字，那是一个有美国默片中“美国美人”称号的演员。萨克斯巨人Lester Young给她的称号“Lady Day”被广泛使用，而她将Lester封为“Pres”。

《玻璃城堡》

Walls一家人的圣诞节要比所有人的都晚一些，大概在平安夜的一个星期之后。那个时候，他们通常能在路边找到人们节后丢弃的圣诞树，枝叶尚且完好，甚至那些闪亮的装饰物还挂在上面。送给孩子们的东西，通常是爸爸妈妈从超市里过季的圣诞商品中挑出的一袋弹珠、一个玩偶或者一样玩具弓箭。平安夜当晚，爸爸轮流将每个孩子带到沙漠的夜空下。

Jeannette那年5岁，爸爸让她在群星里挑出一颗最喜欢的，他要把那颗作为圣诞礼物送给她。“你不能给我一颗星星啊！星星又不是谁的！”“没错，它们不属于任何人。你必须抢在别人之前宣布你拥有它，就像那个拉丁老哥伦布宣布美洲是伊丽莎白女王的一样。”“那我要那一颗。”“那是金星，”爸爸对她说：“当太阳燃尽，地球变冷，这里的所有人都会想搬到金星上好变得暖和些。到时候，他们就得先要获得你后代的许可。”

那天晚上，Walls家的孩子们在星空下各自收到了一颗星作为礼物，他们嘲笑那些相信有圣诞老人，除了一些便宜的塑料玩具就什么也得不到的孩子们。他们的爸爸说，过不了几年，那些塑料垃圾都会坏掉然后被遗忘，而“你们依然拥有你们的星星。”（p40）

Jeannette Walls的这本回忆录《玻璃城堡》（The Glass Castle），其实容纳的是四个孩子艰难而颠沛的童年生活。大部分的时候，Lori、Jeannette、Brain和Maureen跟着他们的父母Rex Walls和Rose Mary睡在纸箱子里，睡在破旧的轿车里，睡在寒冷的地下室里，睡在没有阳光的廉价危房里。随时准备着上路，多半是在夜里，原因也许是爸爸Rex又惹了麻烦，也许是要去投靠老祖母或者外祖母，也许别处的日子总是要比眼下的好过一些。

这个家庭的问题在于：父亲是个酒鬼，他清醒的时候，聪明而有魅力，会教自己的孩子各种自然科学，并让孩子的思维充满了想象力；他喝醉酒之后，蛮横而无理，撒谎、赌博、偷窃、挥霍。而母亲则厌恶居家生活，她更情愿于共居一室的，是从图书馆借来厚沓沓地堆积起来的书籍、是自己完成并常年累积几乎无法售卖出去的绘画作品、是全家人都在挨饿的时候偷偷藏在枕头底下不让孩子们看到的巧克力。

这两个人的生活态度何其粗粝。以至于他们自由散漫又浑然天成的生活，把他们的孩子磨砺得坚强，也绝然。Walls家的孩子们不得不学会照顾自己，他们照顾彼此的饱饥寒暖，保护彼此，最后迫不及待地相继离家，到纽约生活。而此后，Walls夫妇追随到纽约后，终究无法同他们一起生活，却也在纽约流浪得怡然自得。

Jeannette Walls的这本书，在叙事过程中，倾泻了太深厚的情感。两代人之间无条件的爱，在孩子们匆忙逃离的念想当中是空缺的，但它在人生中延继的哲理和温暖，使得Jeannette Walls回头来重视自己悲伤的记忆，并在这过程当中流着泪也带着笑。

“玻璃城堡”是一个莫须有的东西，是一家人住进贱价买来的照不到阳光的危楼以后，父亲构想出来的一个房子，建筑体是玻璃，住进去能享受到充分的光线。这是Walls这样一个父亲，常常为孩子们允诺出来而从未实现的假想体之一。父亲死前问：“我们有过一些美好的时光，不是吗？”Jeannette回答：“是的。”“却没有把玻璃城堡盖起来。”“没有，但是计划盖它却让我们很开心。”“那真是个美妙的计划啊！”

A Visit to Fatah`s Torture Chamber

德国明镜周刊总能让人惊奇。去年12月的一篇报道：“Abu Khaled的双重生活：白天法塔赫，夜晚哈马斯”，读起来象观看一部匪夷所思的电影，那生死危机的“无间”情节，让人频生冷汗。没人能想到，半年过后，加沙城头已经变幻了大王旗。好像那些熟悉故事的最后，警车聚到，电影剧终收场。

然后上映的是新闻资料片：“走访法塔赫的审讯室”。这篇发自加沙的最新报道，标题里有一个字眼“Torture”，具有黑洞一样的吸引力。加沙地带硝烟已退，血迹已干，人们想知道：曾经发生过的是种什么样的“折磨”？

这些审讯室位于法塔赫加沙安全部队总部大楼的地下，有30多间。哈马斯宣布占领此地之后，便将这里开放。“那些审讯间都很小，大约6英尺长宽（3平米多），唯一的光源来自头顶的吊灯。厕所在一面窄墙的后面，只是地上的一个洞。墙上有关押犯留下的涂鸦，包括一些诸如‘耶路撒冷的基地组织’、‘伊斯兰圣战’之类的口号。”这就是“哈马斯成员被法塔赫抓获之后要被带往的地方”，“足够幸运的，最后会被释放，然后被报道说遭受过严刑拷打；其他的人，都永远地消失了。”

加沙的爸爸妈妈们带着小孩来到这些刑讯间参观，就象世界任何地方的父母会带小孩上游乐园的恐怖屋一样。加沙的老人们到此追思，加沙的寡妇们来此凭吊。一种历史的焦炙的味道。

文章其实还是没有揭开“折磨”的谜底。它只提到，目击者说：殊死抵抗之后，当法塔赫成员被脱去衣服，双手举过头顶，试图求饶的时候，他们是一个接一个被爆头的。而哈马斯的人则说：“我们没有杀他们任何一个人，那很不伊斯兰。”

但在加沙和西岸，两个派别都各自把对方成员从高楼上扔了出去，谁更伊斯兰一点呢？

“折磨”这个字眼最后让我想起一个叫做“Black Slave”的刑具，是以前叙利亚总统老阿萨德用来对付穆斯林兄弟会关押犯的。犯人通体赤裸地坐在Black Slave里，然后，开关打开，一根烧烫的尖利金属扦子会从他的屁股刺进去，一直往里刺，刺到接近肠子了便收回来，然后又开始第二次、第三次......

我曾经不断地在脑中模拟这个画面。

《中国孩子》来了

英子从北京回来，替我带来了这张《中国孩子》。知道阿贵坐车坐了好久好久到白糖罐才买到它，我实在有些不好意思；英子后来联系阿贵的时候，在部里也寻觅了不少时候。但我确实迫不及待。几天前，在线听了整张专辑，感觉内心深处的一个自己被冲刷了出来。看内页周云蓬的话，终于明白了《金斯堡妈妈的一封信》这首歌的缘由，有一种无由的巨大悲痛。

：：：金斯堡的妈妈后半生一直住在疯人院里。在她弥留之际，一生的疯狂退尽，死亡月明星稀，她给金斯堡留下这封短信：“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我拿着这把钥匙。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钥匙在窗栅里，在窗前的阳光下。爱你的，妈妈！”金斯堡为此写下了挽歌式的长诗《祈祷》。

        1997年我在多雨的长沙读到这首诗，它比《嚎叫》更令我震撼。某种情绪移植进我的身体。后来得知金斯堡于当年4月5日去世。”

        2005年，我在西藏邦达草原的一家小客栈里，想起了他们，我把金斯堡和他的妈妈幻化成汉语写成了歌。若干年前的种子终于开了一朵小花。

        2007年4月，正逢金斯堡去世十周年，我在小河家录制并由小河制作完成了这首歌。：：：

虹の女神[The Rainbow Song]

 

看《虹の女神》，不知不觉翻来覆去了好几遍。或许，是那些迭见的小细节一直蛊惑我；或许，是上野树里不离不弃的哀伤眼神一直吸引我。笔直的彩虹并不仅仅喻指了青春的美和珍贵，那术语唤作“环水平弧”的奇状，更像短暂生命中铭刻于心的某些罕有时刻，那些缺失和遗憾。

岸田智也为佐藤葵戴上一万日元折成的戒指，两人共同朝天际望去，视线里有一条横亘于乌云间的彩虹。戴戒指的手与那道彩虹，映在人行道未干的雨水里，恰好汇成一条线。这个巧妙的反射画面里，是影片中男孩和女孩最长的缱绻，竟然因为泥泞而变得模糊。

这两个人的相识，全然因为岸田智也的莽撞与大胆。从唱片行到尾行到录影现场再到《世界末日》拍摄间隙，岸田智也围绕着佐藤葵，却只为拜托葵替他和她身边的女孩做些穿针引线的工作：传话、约会、写情书。恰是这样一个人，实实在在地包围住了佐藤葵的内心世界。最后的遗言，说的是最初的原因：“优柔寡断我喜欢，毫无斗志我也喜欢，一个人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我还是喜欢，感觉迟钝我喜欢，你的笑脸我最喜欢。”

大段大段偏离情节核心的镜头（影片开头的剧组拍摄场景、葵同学好友来家里致哀、智也陷入高龄女骗局的那段生活），都无损影片的基调。这个生离死别的故事，因为倒叙的结构，伤逝的基调是注定首尾了的。甜蜜的画面和暖人的情愫，其实也只是秘而不宣的暗流，潜藏在不经意之中。就像葵在社团活动室里剪《世界末日》，智也在身后絮絮叨叨笨手笨脚，最后躺在长椅上睡着的那个下午。

佐藤葵的心思细密。她在自己的电影里演自己，在自己的世界末日里大胆地想念爱的人，放肆地拥抱，狂烈地亲吻。荒诞的末日夕阳，是她为自己拉下的幕帘。通过那些她心爱的柯达胶卷，她才获得勇气呈现那已经撕心裂肺的爱，那不能再等待的心。而现实是，当她终于要离开的时候，她的欲言又止和闪烁其词，她的内心纠结与沉郁，都只凝结在那一脸哀怨当中，没有被智也看见，却袒露在镜头前，令人心碎。

其实，人生是有许多个你共同经过的，曾经的你在过往岁月里，有时候不小心就遗失了；有些还和你一起走着，有些走进了别人的曾经里去，也是那么一去不回了。

“你到哪里应聘了？”
“不就是那些银行、证券公司。”
“你不弄电影了？”
“......”
“拍电影吧！”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那不是你的梦想吗？”
“人生吗，怎么可能说得那么简单？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什么呢......”
“你看，还不是不知道了，我也一样。也仅仅是，因为喜欢才拍电影的。”

Strange Fruit

Southern trees bear strange fruit,
Blood on the leaves and blood at the root,
Black bodies swinging in the southern breeze,
Strange fruit hanging from the poplar trees.

Pastoral scene of the gallant south,
The bulging eyes and the twisted mouth,
Scent of magnolias, sweet and fresh,
Then the sudden smell of burning flesh.

Here is fruit for the crows to pluck,
For the rain to gather, for the wind to suck,
For the sun to rot, for the trees to drop,
Here is a strange and bitter crop.

这首“Strange Fruit”写于1930年代种族歧视与当众绞刑都还盛行的美国。作者Lewis Allan写成这首作品之时，是个年轻的学校老师。当时他看到一张绞刑的现场照片，好多天心里都无法平静，于是便有了这首诗。后来，他又将诗谱成了一首歌曲。

这首曲子是因为Billie Holiday而闻名于世的。最近在看《With Billie》，一本众人讲述他们和Billie Holiday在一起的生命过往的书。“Strange Fruit”的故事出现在书的第17章里。

1939年的4月，Billie Holiday刚从Artie Shaw的白人乐队离开。和Artie Shaw乐队上一年在美国南部的巡演对于Bille而言从始自终就是一场噩梦：常常被乐队入住的酒店拒之门外，不能和乐队一起在饭店吃饭在酒吧喝酒，甚至不能进公共厕所。

她进入一家名叫Cafe Society的俱乐部唱歌。4月的某一天，Lewis Allan被邀请到Cafe Society，老板Josephson想让Billie唱一唱这首“Strange Fruit”。于是，Lewis就坐在钢琴上，和Billie一同完成了这首歌。

之后，很快地，人们便开始聚集在Cafe Society，只为听她唱这一首歌。

女演员Lena Horne说：“它把许许多多人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事情变成字句。似乎，她（Billie）用旋律和歌词展现出来的，就是我内心深处所感受的。”

爵士音乐家Leonard Feather把这首歌视作“针对种族歧视第一次有意义的言与乐的抗议、第一声不再沉默的呐喊。”

Strange Fruit的唱片制作人Ahmet Ertegun则认为它是“一次宣战”，是“公民权利运动的开端”。

鼓手Max Roach相信，一首歌胜过一场革命，他说：“她说出了我们所有黑人民众都感受到、却没人说出来的东西。她成了一个战士。这个美丽的女人她能歌唱，并能让你有所感受。”

Billie Holiday在她此后的人生里，把这首歌唱遍了美国，唱到了欧洲。在很多演出合同里，她加进了非唱此歌不可的条款，于是在那些更希望她唱一些欢快或者哀伤的情歌的俱乐部里，她对台下浑然不觉，在自己的情绪里开花结果。

在Billie生命末期（1956-1959）和她一起工作的钢琴手Mal Waldron说，当她感受到威胁的时候，她会唱这首歌给自己勇气。“当事情有些不对了的时候，她会哼那个调子，有时是因为更衣间不那么整洁，有时是因为警察可能在门外等着她或者拦住了她，又或者别的类似的情况。”

法国大选中的阿拉伯人

大约一个星期以前，一个夜班，手头的稿子很少，我便打开电脑上的TVR看电视。BBC当时在做王牌栏目Hardtalk的十周年特典，回放爵士名伶Nina Simone于1999年3月接受Tim Sebastian专访的节目录像。谈及1972年愤然离开美国并发誓不再回来的原因时，Nina Simone说：“街道上充斥着种族歧视，它就存在于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里。”

节目间歇，我习惯性地转到半岛电视台。法国大选特别报道。多哈演播厅连线巴黎，民调仅获13%的极右派候选人勒潘（Jean-Marie Le Pen）的竞选顾问成员之一，一个阿拉伯人，正在用阿拉伯语侃侃而谈，显然的信誓旦旦。

阿拉伯媒体当然很关注法国大选。在法国的人口构成当中，有约6千万的天主教徒，占总人口的82%；百万新教徒，占1.7%；70万犹太人，占1%。而穆斯林的人数近6百万，占到了总人数的5%。这其中有5百万的阿拉伯移民，主要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以及突尼斯。

这次去投票选总统的有4450万法国人，其中大约200万的阿拉伯裔行使了他们的选举权。考虑到法国国内拥有投票权利的阿拉伯人将近250万人，这个族群的投票已经达到了80%。这是个相当高的投票率。

这是个绝对不可能被忽视的票源。因此，竞选团队里拥有阿拉伯智囊的，当然不会只有勒潘一个。人民运动联盟候选人萨尔科齐（Nicolas Sarkozy）的发言人之一，拉希德·达蒂，就是个阿拉伯裔女性。萨尔科齐的这个任命，显然是为了改善他本人在青年选民和阿拉伯选民当中的形象。

而他目前唯一的对手，社会党候选人罗雅尔（Segolene Royal）也有一个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的摩洛哥女助手：娜嘉特·巴尔加希姆。

在选举前不久，两个人为了表示对阿拉伯选民手中选票的重视，既不辞辛劳地访问了摩洛哥、突尼斯以及巴勒斯坦，也没忘了走访法国阿拉伯少数裔的聚居区和巴黎市中心的清真寺。

然而，同样不能被忽视的还有这些阿拉伯选民的历史背景以及生活现状。

眼下阿拉伯人在法国大量聚居的情况，始于20世纪初法国在阿拉伯世界马格里布地区（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3国所辖地区）的殖民战争。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阿拉伯劳工在1900年-1905年之间，约3万人之众，开始抵达法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政府曾经极力倡导劳工移民的政策。利用这些外籍劳工在军工厂里生产的武器，法国政府在印度支那和非洲地区积极地展开它的殖民战争。

时至今日，500万的阿拉伯移民大部分生活在巴黎郊区和各主要城市里，经济和社会条件艰难，同时还要忍受种族敌视的环境和法国严苛的法律制度。

法国前内政部长几年前曾颁布严法，专门针对国内的外国移民。法国一些媒体将这些政策形容为：“接近于前苏联针对外国人入境而采取的铁幕政策。”

而萨尔科齐，一个匈牙利移民的儿子，在其内政部长任上对移民政策的态度也同样强硬。2005年，法国郊区大骚乱事件中，萨尔科奇的强硬政策，以及他形容阿拉伯青年是一群“乌合之众”的不当言辞，无可挽回地让事件进一步升级。

涉及阿拉伯人的问题，一定涉及宗教。法国从1905年起就是一个世俗国家。（1905 年 12 月 9 日，社会党众议员Aristide Briand主持了分离教会与政权的投票，使几世纪以来存在于天主教教会和法国国家政权之间的对抗得以终结。）在法国，宗教信仰被视作公民个人的事情，无论法国人信仰什么宗教，政府并不加以干涉。考虑到法国政府与三大主要宗教（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长久以来存有特殊的关系，所以法国一直倡导的是“法国式的伊斯兰”而不是“穆斯林在法国”。法国政府想以此将伊斯兰教融合进法国的世俗社会体系之中，就像其他宗教做到的那样。

萨尔科齐为此解释道：“我们应该建设一个法国的伊斯兰，而不是仅仅在法国承认伊斯兰教。”

而在法阿拉伯人的问题在于：他们各自来自不同的国家，也很难达成共议和共识，这就使穆斯林整体并没有能力建设一些强势得可以影响立法者并捍卫穆斯林权利的组织。他们甚至把自己原来国家面临的问题也带到了法国。

在这次选举的选票走向上，阿拉伯人分裂为两种倾向：支持罗亚尔，因为她承诺获选后将减轻法国右翼执政势力对外国移民的过多限制；支持萨尔科奇，因为他和希拉克所代表的戴高乐主义者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能够给阿拉伯方面更多的理解。

这些阿拉伯人和美国的黑人一样，都是在试图改变一种社会结构里很难改变的东西。

：：：部分数据和内容来源：www.aljazeera.net的新闻分析：：：

回忆《艳遇》

长椿街地铁，东北出口偏东，丁香花已经开出一树的紫，淡紫。一次从地铁出来，过报亭，突然迎上这一股花香来袭，浓香，当下惊叹：多美好的春天的气息。和一切美好事物的不期而遇，就是艳遇。

这样说来，去看高圆圆，并不算是一场艳遇，而是一种期遇。《艳遇》首演当晚的艳遇，主要有关音乐。王娟的突然出现、献声，就是我的一场艳遇。戏剧开场，乐队Bass和吉他的一度混乱，也是种不期而至的东西。后来，夏雨独坐舞台的前端，廖一梅那典型的台词自他嘴里大段大段地说了出来，非常哀伤地，融进低回的旋律里，那种诗歌一般的韵律，实在也是种刺进人心里的美丽。

音乐总监丰江舟把摇滚乐的三大件搬到舞台上，并且直接用音乐的节奏引导戏剧的节奏。于是，现代都市白领的办公室场景、混乱不堪的夜狂欢、顾影自怜的孤单时刻都有了视觉与听觉的双重表达，内在情绪完美重合。甚至在幕间，当舞台暗下来的时候，音乐的情绪还会代替视觉，延伸着，控制着观众。而王娟空灵的声音在戏剧最悲伤的时刻响起，穿越空气，几乎就有一种绝望的气氛填充了整个剧场。

孟京辉说：“王娟她那种比较空灵的音乐，可以让我感觉到对美好的一种摧残，它不仅是对社会的一种摧残，也是对内心美好情感的一种摧残，特别的忧伤，她让想起来彼得格林拉威的《厨师、大盗、他的太太和他的情人》，那里边就是一种波塞尔似的音乐，再加上一种特别优美的女声，两种东西同时进行，我觉得这种音乐结构也会对我们的戏剧产生特别好的效果。”

韩东（夏雨）的伤心，是一只纸飞机，在城市天际线上下飘飞。现代人的空虚和寂寞，就是投影在白色幕布上的黑色影子，只有在靓丽灯光退下，外部世界暗下来的时候，才突然呈现，而且清晰得那么触目。默默（高圆圆）的爱情，在新年礼物交换的那个时刻，已经彻头彻尾地交待了它的本质：一种错误的交换，毫无公平可言。一张老黑胶唱片和两千块钱现金，简单而深刻地把这场骗局的底牌亮了出来。

老板（陈明昊）的那段歌唱是歌特式的，恐怖而残忍；韩东和默默的歌唱，还有他们幸福欢畅的瞬间。可悲的人有他们可悲的命运，一个是“天生就有爱错男人的本事！”，一个面对感情犹豫不决逃避退却。

高圆圆在戏里的戏份并不算多，但她纯洁得楚楚可怜，欢乐时候（站在小沙发凳上，往前甩扑克牌的时候）又能透露出那么强烈的伤透了的情绪，实在是一次很精彩的表现。加之那场吃了安眠药抢救的戏，她被夏雨和医生摇晃、拍打，又一头扎进了冷水里，然后把头甩出来，来来回回折腾的那几分钟戏份，十有八九加强了观众对于默默和高圆圆这些里戏外两个女孩的怜惜。

就剧场的效果而言，整出戏的音乐带着金属的质感，比较符合戏剧都市场景的预置。细细看舞台的布景和道具，我们会发现一个巨大的方形框架、一张悬空的床、两排金属文件柜以及一个不经意总出现在恰当位置的白色浴缸。框架解决了人物的布局，丰富了构图，重要的是它为一些局部的灯光创造了可能；床是专属于女孩默默的，是一种洁白无染的象征；金属文件柜可以做门可以做窗，而且能发出响脆的声音，也让演员的进出不再那么单调。

因而，演出后的几天里，当别人问我《艳遇》怎么样时，我说它是成功的，很成功。这次大家都看懂了孟导的东西，还有点不自拔，呵呵。

我们坐在2楼2排，正当中。我看戏的过程中总有一种错觉，主演陈明昊的举手投足和说话方式总让我觉得：自己是在看赵自强的表演，《意外死亡（非常意外！）》里的大段独角戏的那种表演。而夏雨的表现力也是值得肯定的，他的表演赋予“韩东”这个角色感染力，以至于当韩东丢掉代表升职的钥匙，掷地有声地说：“我！不！干！了！ ”的时候，观众迫不及待地鼓掌--应该都是在戏里面焦急得不行了。

这次看演出，带了新买的D70s以及18-135mm镜头，但是没有拍到什么像样的照片，缺了三角架的缘故。谷小姐背着一个大摄影包，后来一直隔着Hisoka在我左边咔嚓咔嚓地，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收获。文章上面的照片是我喜欢的那种构图，从高圆圆官网上找到的。下面的呢，是自己拍的：

《艳遇》

《艳遇》的票送到，附带了三张演出海报，装在永乐票务的大红信封里面。订票的过程有些曲折。原先是想看15号末场的，因为有些莫名其妙地担心首演，或者前几天的演出，会有状况。其实是拿自己的性格推度演出的情况，说白了，还是在为高圆圆担心。

原来在另一家票务定的，15号2张，各150元。订单下完，2小时内，同一部电话打过来，同一个声音说：“我们150元的票出不了，你到售票窗口也是买不到，我们现在最低票是200......”好吧，谢谢。然后，转到永乐票务上，选日期，很紧张地从“80元（售完）”拉下来，将信将疑地选“150元”，然后马上结算。出订单，有些险象环生的释然。

那天周四，永乐客服紧接着打来电话，要我确定出票，然后说：“我们周一才能给您送到。”好吧，谢谢。当晚，意外收到HG从埃及来的邮件，问我行期。我回信过去，如实报告。他MSN在线，马上回信一封，说他18号到任，希望我能在之前一星期左右到开罗，以便交接。我计划全乱：实习、回家、15号的《艳遇》、2号送呱呱去阿根廷，怎么安排？

第二天上班，问王老师什么时候走，他说：9号。我沉默，目光停顿，脑子快速盘算：2号一定要到机场送呱呱，之前要回家10天左右，Prettyjay邀请 22号晚K歌，关于工资领取兑换要去咨询计财局和中国银行一次，工行的牡丹国际信用卡大概月底才能拿到，综合组只要谈谈工作就可以了哦哦哦还好，我什么时候把书放到小龙那里去呢......

先给票务电话，既然星期一才送，我要改时间。最早的150元票是什么时候？恩，5号还有？好吧，我要2张。然后是王老师，“王老师，那我和你一起走吧。”。然后是外事局，实习那边没有问题吧？“没问题，我已经和他们说好了。”

今天19号，下午和王去皇亭子看了一下相机。后天21号，坐早7：45的飞机回家。愚人节再飞回来，应付几个必不可少的饭局。

最庆幸的是，能够在走之前，看看高圆圆。Hisoka还邀请我那天去她们GreenPeace的办公室转转。

这个王老师要和我一起去埃及。在国际部实习了两个星期，王老师在的时候，和他谈的几乎都是相机。但还没说到摄影。没看到相互作品之前，交流对相机的热情，能映照彼此的摄影态度。这经验屡试不爽。他和我面临相同的缺相机的问题，他坚决选择买。他的态度影响了我，给我增加了选项。我们还都有Nikon的AF Nikkor镜头，都不会去选择Canon了。尼康D200和D80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而我觉得D70s顺手到挑不出毛病来。后来，陪埃及人德苏基去中关村的时候，顺便替王老师问了价格：D200机身10000多几百，D80套机近9000。再后来，才知道D70s已经停产，在单位的Nikon特约维修处要价7000多。

逝者：让－鲍德里亚

法新社消息：3月6日，法国著名哲学家、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让－鲍德里亚在巴黎辞世，终年77岁。

在世时，他批评现代社会，他提出的论点像一个个预言。在他的预言里，现代社会人类生存之真实与非真实的界限，已经被彻底销蚀：我们现在已有的技术手段，可以将地图和模型制作得如同他们所模仿的现实看起来一样真实。

继而，他说：既然人类用以判断“真实”的标准不过是易受蒙蔽的感官，那么通过复制产生的“模型”就可能比现实更加真实，于是，我们的感官所触及的就是一种“超真实”。

“超真实展现了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在这个范围内它消除了现实的东西和想象的东西之间的对立，非现实的东西不再存留于梦幻或超越之物中，它就在现实的幻觉中的相似物之中。”

这个理论的影响非常深远。《The Matrix》中，救世主尼欧打个电话就脱身而出的那个世界；《Avalon》里和绝望现世若即若离的游戏杀场。这些艺术作品将鲍德里亚“超真实”世界的远景既细致入微又灰暗悲观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它们将未来提前上演，然后在人类前瞻的视线里铺设了漫长的阴影。鲍德里亚的思想就这样在学界范围之外，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幻象并非对立于现实”渗透入那些关心人类命运的思考当中。

然而，对于我而言，鲍德里亚作为一个摄影理论家的影响要更大。

鲍德里亚的个人摄影史开始于1981年。当时，正在日本访问的他收到了一个礼物：一部日本产的傻瓜机。其后的90年代，他的摄影作品开始在加拿大、印度、巴西、日本等多国展出。这些作品大致为两部分：一部分拍摄于学术活动及个人旅游的间隙；一部分摄于日常生活状态下的起居场所。

在他的摄影理论著作《消失的技法》中，他以自身摄影实践的感悟出发，用崭新的视角，充满诗意及想象地，对摄影媒介做出了全新的解释。

他的摄影立场，是传统摄影主题立场的180度反转。他说：“你认为你只是因为喜欢某个景色而把他拍摄了下来。可是，希望被拍摄成照片的其实是这个景色自己。这个景色在表演，而你不过是配角而已。”

太奇妙了！这就是说摄影只是事物体现自己存在的一种方式，摄影师不过使这个过程中的道具之一。

在我拍照的时候，按下快门的瞬间，这种想法会常常闪现。它提醒着我这样一种物理关系：相机前的对象相对静止，而我围绕着它相对运动。有些物体，存在于背景之中，它暗示我它的魅力和不可或缺，我便很顺从地让它进入画框；而一些事物又过于霸道和自私，它的气势告诉我：周围的其他物体是不值得欣赏的，于是我就去除冗杂，让它占据焦点。

“我们认为通过技术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世界。然而，其实是世界那一侧通过技术向我们强调它的存在。”主客关系由此反转。通过摄影，某种事物终于施展了自己的魅力，同时这种魅力还带给摄影者诱惑以及喜悦。

由此，我们由摄影的表面进入了摄影的本质：它是一种主客体共谋的产物，合而为一，相互体现。

角头003号《海洋热》

芒果跑（Mango Run）的女主唱，准备开始下一首歌。头发短得干脆，衬托一张青涩的脸，素颜，此刻多愁善感了起来。“我只想要跟你们说啊，” nike红腕带随拨弦的手不知所措地舞动了起来。“其实我们的团员，我们一起啊，其实经历很多事情，只是为了这个比赛。可是到现在，这只是一个表演。” 湿热的刘海被一再捋向两个侧面，铜色倒三角耳坠在左边跳跃。语速加快，而台下无声。

“我希望有一天你们也有任何一个机会，在你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上面，可以有这样一个舞台，不管有没有认识的人，不管你们表现得怎么样，尽其在我。” 吉他手和贝斯在风中木立，眼眶潮湿。“因为，你跟这个舞台一样可爱，你知道！” 台下淅淅沥沥有了回应，女主唱听见人们大声呼喊她的名字。“我没有哭，没哭，好，我不多愁善感了......”

这是2003年第4届「海洋独立音乐大赏」的舞台，芒果跑（Mango Run）面对人群，流泪，歌唱。这个画面被记录了下来，成为角头映画003号纪录片《海洋热》（《Ocean Fever》）的Intro，并在影片中两次出现。这部纪录片获得了2004年台北电影节的评审团特别奖和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并受邀参加釜山影展的 Wild Angle单元。

「海洋音乐祭」，即一年一度的台北贡寮国际海洋祭。从2000年草创起，每年夏天，它都是台湾全省所有新晋创作乐团崭露头角的舞台，所谓的独立盛宴。7、8月间，台北县贡寮乡福隆海水浴场都会聚集一群独立音乐狂热者，年轻的，像朝圣客，数万之众。他们自台湾的各个角落聚来，混进数目众多的观光客、度假人群、环保主义者、商业员工之中，享受一趟仲夏海边的“冒险之旅”。现今我们熟悉的陈绮贞、旺福、 TizzyBac、泼猴、图腾都曾参赛获奖。

2003 年，并非摇滚乐迷的导演陈龙男，应征为“海洋”主办方之一的台北县政府拍摄音乐祭的影像纪录，最后却“阴差阳错”地拍摄出了《海洋热》这样一部温暖感人的纪录片。他先是从大赛初选名单中挑选出12支乐团跟踪记录，直至大赏各奖落定。最后，他选择Mango Runs、Hotpink、Sunshine Boy、Stone、图腾这5支乐团的故事，来完成这部影片。

女子朋克团HotPink只排练了6次就来参赛了，临时换鼓手，接受电视台采访，主唱回校参加联考还被偷拍；Sunshine Boy在闷热的卧室，光膀子吹电风扇练歌，很戏谑，总要和上门的警察磨，在台上戏剧感能冲到百分之一百二；Stone则不停地练习他们又长又快的Rap，狠的节奏，最后演出时好像并没出错。

由于陈龙男是原住民的关系，图腾的那些段落尤显精彩。这个原住民乐团，本是为着奖金（海洋大赏20万新台币，评审团大奖5万新台币）凑钱参加独立音乐大赏的，却没有进入最后的10团名单。这次旅途，他们有过快乐的时刻，这是些在音乐里乐天享福的年轻人。

“好，我们这首歌叫《年少》，「少年」的倒过来叫「年少」，反正就是在讲年轻人的故事，听不懂就算了”，他们在酒吧演出的时候，和听众互动，博来了此起彼伏的笑。

然后，他们喝酒、弹琴、说笑，背着行李走来去往。06年新专辑《我在那边唱》的几首歌，在这个阶段的几个演出中，我们都能听到。陈龙男甚至偏心地把《海洋热》最后谢幕的画面给了图腾：在某个居民楼的阳台，阿美族主唱Su-ming信手轻弹，浅浅哼唱，脚边茶几上是几瓶起盖的酒，一些燃尽的烟头。

让我们再回到Mango Run。其实，是回到张悬。是的，是那个06年始家喻户晓的「宝贝」，那时候的Mango Run主唱。决定借比赛压力练团的这个女孩子，囿于团员沟通不畅而哭，演出台上也哭之多愁善感，演出结束又哭奔下台稀里哗啦，最后获得了那一年观众最喜欢和评审最爱2项大奖。

那个时候的张悬也烟不离手，戴饰品挂件，着仔裤Tee恤，却全然不像如今音乐录音带里头长发掩面、笑容淡闲的城市知性女子模样。出现在《海洋热》里的是一个两面体：一个外表活泼诙谐的假小子形象，一个专注音乐，内心极度敏感，思想与谈吐不凡的可爱姑娘。看这部纪录片的人会渐渐了解，像这样一个敏于思的女子，注定是属于音乐或者文字的。

关于2007年的一些想法 (3)

关于摄影

对于摄影，老实说，我还是有一些企图心的。

2005年，宁夏，摄影同事悉数缺席的那几天，我用CC留下的Canon EOS-1D自我武装了起来，改头换面，抖擞成一个摄影记者的模样。第一组照片，自己还特意选了几个角度拍摄，熬出头了似的。最后摄影部只编发了一张，其他统统流产。这张摆拍痕迹最为明显的照片，第二天上了《银川晚报》的头版。孩子这个元素吸引人罢了。

这个临时的角色，给我带来了超乎想象的满足，而遗憾在于收手太早。后来回到北京，不再有拍摄社会新闻的机会，而我始终视社会新闻为一个摄影记者最扎实的基础训练。

06年3月，参加驻外考试。后来通知培训。培训期间，小强知道了自己被派去加沙。我在漫长的时间里，等候类似的发落。不停地揣测，继而断定：要去的是中东总分社了，做编辑。这段漫长的时间里面，我常想，没有比去巴勒斯坦做摄影记者更让人血脉喷张的事情了。去那个名记者扎堆的地方做记者，兼顾文字与摄影，收获的好照片一定少不了。而一个文字编辑，离新闻摄影要多远有多远。

另外一个问题要更严重。此后2年，器材将会是我拍照片的最大制肘。手头目前还留着的Nikon D70s，出国前是务必要退还的，而十有八九是没有资格领一部新的了。又要请出玲珑的Canon iXUSi（还记得它吗？），可还会有拍照的热情吗？还会拍出愤青这样的照片来吗，像拓下一面生动的故事，彼时情谊瞬时萦绕？

想到这里，叙述难以为继。

关于2007年的一些想法 (2)

关于音乐

音乐方面，去埃及之后恐怕要掉下队来了。开罗的网络情况，9月份出差的时候，大致体验了一下。宿舍区只分出来512K的带宽，所有人共用。eMule是绝对不能用的了。这2年要吃存货。3Y告诉我，每户都能分到一个小的音响，那东西我见过，播放CD和卡带。上次去HDD家做客的时候，她给我们放的陈绮贞，听着就知道，那种机器放爵士和摇滚效果得打很大的折扣。这些天开始有计划地把些essential的[.ape]音乐文件刻成唱片，把空间腾出来，下新的[.ape]或者[.flac]。周六上中关村买个移动硬盘。下个月应该可以把封套都打印出来，等着排列、装包，然后去埃及。

这些有够细节，能表现出我的某种强迫症状。2年不听新音乐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换言之，用2年时间浸淫于60、70年代爵士乐的冷静和激烈、超现实与浪漫主义，还有民谣流域的诗情及忧郁，获益会更多。今年正好赶上ECM在国内的回潮，下到了很多的唱片，今后可以听得深一些，更深一些，烦躁的时候索性钻进那一片清幽山水和神秘太虚里去好了。

生活里还有没有摇滚乐？Petti Smith说：“摇滚是一种属于人民的、拥有原始能量的艺术形式，并且具有融合诗歌、政治、心灵和革命力量的可能性。”好了，那将来的2年，没有活生生的现场可以去疯了，就学着枯燥一点，去庞杂的史料钩沉里发掘一下这种“可能性”吧。

关于电影

今年下半年，电影已经看得很少了，冬天更是。买的多，Kieslowski的，Godard的，但没有看。日本电影看得最及时，可惜北京不及上海，能买到的太少。新电影几乎都是下的，这个便利以后享受不到了。

在开罗，技术局的同事用另一部分的带宽下时新的大片、韩剧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放在内部网络里。上次出差的时候，我还全部复制了《24Hours》第四季，最后那几天，以及回航的飞机上，居然有了打发垃圾时间的办法。

开罗的同事们很喜欢看电影，特别是那些女孩子。开罗是个全民皆锅的城市，没有Cable,只有卫星信号。能收到几个阿拉伯语频道，有关电影的，阿语字幕，原声对白，只是会cut掉不少东西。但是，上电视的电影，只有少数能对胃口的，例如上次那部长篇巨制《齐瓦戈医生》。

埃及的情况不像法国，我也不如枫小姐走运，办了张卡，环球第一时间看那么多有趣的电影。除了带上路的一些碟，以后的时间里，恐怕要把看电影的兴致放弃掉了。放弃吧。

关于2007年的一些想法 (1)

2007年，我25岁，工作3年，离家7年。新世纪的7年，独立了7年，是否成熟了，不敢说。2006年颠簸着过来了，身体上、感情上留下许多痕迹。这是一个仓促的本命年，平安无祸，青春的气势渐渐收敛。仍然没有大爱大恨，情感越来越隐忍。还是没能为世界创造出什么价值，天知道，我其实很努力。新年既至，有些想法觉得还是说出来的好。

关于行程---答朋友问

去埃及的时间定在4月份。这一去是2年，基本上要错过08奥运了，却也有报道战争的可能。此后两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开罗。用GoogleMaps定位我的话，箭头应该指向开罗郊外尼罗河畔一栋设计很三俗的建筑。那是我们单位在开罗的办公楼（此处不表，日后详述），我将在里面度过此后的2年时光。2年当中，我享受一次探亲的机会，为期30天，应该是2008年的某个月，但可能用去旅游。这么说的意思就是，朋友们，这次的再见会是两年不见。

关于Blog---对自己说

这个Blog已经表现出明显的颓势了。在这些不动笔的日子里，我总在问自己它要怎么继续下去。我不喜欢它的变化，特别是内容上的。我一度为建设一个知识分享型的Blog而用过力。那是用评论和资料丰富起来的文本结构，对表达有一定的要求；由于Blog是公开的，所以面对了未知的阅读人群，文章的经营是有一些设计的，为的是传播效果，考虑了“知识分享”过程的完整性。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有对自己的寄望，要求对于推荐的一本书、一张唱片或者其他，我的拙笔至少能够写到它值得关注的价值，或者凭借相关材料展示出一个完整的逻辑整体，以达到推介的目的。完成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乐在其中，自己也能获益不少。

这样的Articles，才具有可看性的。今年还要在这方面下功夫，虽然知道自己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不善表达。但是所想还是需要勤记，表达力要练习，口头和笔头的。

会把Blog变成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当故事背景被开罗的烈日骄阳替换。此后2年的经历，对于我而言，将有很多被舍弃，很多被建立。

梦故人

这次我梦见了你，醒来如经历一场重病
我应该学习你，把梦境都轻描淡写
现世里只得一声泣诉。我想给你的拥抱
终于成了一个谜底，自此走失

我的长发岁月也是一个谜，埋在相册里
连同你的面若桃花。或是樱花？只怪当时
我们年少无知，你不关心法律和房地产
我只是个士气不振的贫弱瘦子

城市的噪音巨大得让你窒息。下雨的时候
你躲在窗户里面，数关节中的风湿痛渐而憔悴
我整夜不眠，和暖气管道斗酒喝拳赌明日的霜雪
我的迟钝愚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冬日，你一个人的魑魅魍魉
你的日子苦闷，而我被生活和孤独噤声